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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耿宝建：《行政复议法修改展望》，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33][法]笛卡尔：《哲学原理》，转引自[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李树琴、段素革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对于动物来说，其至多只能是感觉、感知并形成机械的反应，但人不同，人从外界的事物中可以产生联想、推论，直到从心灵上对外界事物包括人自身进行反思性的追问，从而把握其本质所在。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就谈到，19世纪的个人主义专注于控制自我、依靠自我，而现代的个人主义则是拥有最大限度自由选择可行性之良好生活，这样我们便能以任何我们选定的方式充分表达我们的个性：一般来说，政府、法律制度和有组织的社会……似乎……投身于一个根本性的目标，那就是：允许、培植并保护自我、人、个人。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帕斯卡尔认为，人既渺小而又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58]同前注[54]，[德]康德书，第48页。[6]例如在古罗马时代，对于有志于角逐政治高位的那个特定公民群体来说，尊严是非常关键的品质。

在千千万万种特定的个人与特定的社会之间可能的组合中，一个事前特定的个人被一个偶然事件投入到一个事前特定好了的社会里，并且由此开始了他（她）的命程。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我创造的生物。这些规范均表明处理个人信息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二是私人执行（Private Enforcement），即个人维权诉讼。[59] 正因如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Right to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而非信息自决/控制权（Right to Data Self-determination/control），成为欧盟立法的选择。但以民法代宪法发生于近现代欧洲国家动荡、宪法缺乏实效性的特殊历史情境下，平移至我国具有反历史性。[26]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666页。

[72]这当然不是说所有个人信息都应当不公开，但如果某些个人信息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至少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2条，要求行政机关在公开前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总之，以宪法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为基础，能建构出一套基础更稳固、内容更完整、结构更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

第27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而在客观法面向下，基本权利则要求国家帮助和促进基本权利实现，尤其是在基本权利受到第三方影响时，国家有为其提供保护的积极（作为）义务。然而，个人信息自决/控制权在欧洲早已饱受批判：第一，德国学者指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不是保护数据主体对其信息自决/控制，而是一种针对个人信息自动化处理方式给个人人格或财产带来之加害危险的事先防御机制。在此背景下，探寻何为该体系的概念基础（Conceptual Foundation），对充分解释和有效规范该体系的核心概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根据《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31条和《企业职工档案工作管理规定》第17条，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档案。这是因为宪法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主观权利，也是一种客观法。这正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第四章以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而非个人信息权为标题的关键原因。上文提及的针对不同个人信息侵害风险源，配以不同部门法保护，正是在落实该原则。

这些规范都是在落实过度禁止（überma#223;verbot）要求，防止个人信息处理突破比例原则的边界。（二）民事权利基础论之反思 第一，将个人信息作为民事权利客体与民法既有概念体系存在张力。

[49]因此，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两种解释方案可以共存互补：人的尊严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最终价值依归，一般人格权则是其具体权利基础，后者具有中间性（Intermediate）和工具性（Instrumental），目的是为了保障前者。[8]尽管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使用、收集过程中存在着行政管理部门的公法行为，但这只需要规定政府部门在信息管理过程中的职责与责任即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核心内容应是民法规范，政府部门的公权在个人信息领域不宜膨胀。

因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并不意在实现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绝对、排他的控制。这并非立法机关的无心之失，而是基于对个人信息特性的深刻洞察。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第四章仅涉及国家机关，二审稿第37条增加了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但均未涵盖相关工作人员。这是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Mittelbare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所要求的。[66]在此视角下，与《民法典》的识别标准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识别+关联标准虽更宽泛，但并未突破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内在限制。（三）我国宪法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限制 如前所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并非绝对权，而是受到限制的，但这种限制本身也要受到限制。

一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信息主体同意，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由于私人信息处理者的技术、资本优势，信息主体个人维权难以应对，故行政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应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主要执行手段。

[11]同前注[9]，严鸿雁文，第46页。《墨西哥宪法》第16条规定：所有人都享有个人信息受保护以及访问、更正和删除此类信息的权利。

例如《居民身份证法》第13条规定：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各地都在考虑如何常态化使用健康码。

组织和程序保障功能下，《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59条确定由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85]参见劳东燕：《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第43页。[54]同前注[51]，孙平文，第67页。[88]《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68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侵权的过错推定责任，正是为了强化私人执行，落实功能适当原则。

如所周知，民法的经典叙事是：人格权不得转让，但民事主体可将部分人格利益以许可使用的方式允许他人利用。个人信息保护法 一、问题的提出：探寻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概念基础 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已成全球共识。

[51]参见孙平：《系统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本权利模式》，载《法学》2016年第4期，第67页。相反，对公权信息处理者来说，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是以法律授权而非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为基本原则。

[15]这一点早已为众多民法、公法学者反复阐明。这也再次说明民法规范不能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法。

摘要: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需要一个兼具解释和规范价值的核心概念作为基础。一方面，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推进，宪法基本权利不再是空中楼阁，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制度性障碍亦不复存在。为避免法律冲突，对《民法典》第1034条第2款的解释应参照该定义。相较于公共执行，面对拥有数据权力的个人信息侵权者，私人执行面临取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的困境。

刑法修正案（七）对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以及单位犯此罪的，规定了刑事责任。以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为起点，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但直到2020年《民法典》出台，才一改此前间接、零散的立法进路，在民事基本法的高度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43]观点一通过把个人信息定义为人权来论证其基本权利属性，有循环论证之嫌。尽管如此，为了确保雇员在雇主处理其个人信息过程中的尊严地位，劳动法上也对雇员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专门规定。

然而，‘信息无法先于其‘表达或‘披露存在，而总是以某种方式而被建构出来——逻辑上，个人对与其有关的信息并不拥有某种‘自然的原始权利。[2] 本文赞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应以法律权利为概念基础，但认为恰当的选择并非作为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